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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决议”确定“逼蒋抗日”政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在会议上表示，中共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前提条件下，将会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红军的要求。

1、国共密谈的苛刻条件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作为初步谈判代表，到上海去与国民党陈立夫、张冲进行会谈。

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会谈。

陈立夫向潘汉年转达了蒋介石提出的苛刻条件：

“第一，（中共）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陈立夫还要求周恩来到南京与蒋介石面谈。

很明显，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红军的改编，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的解散。这就等于要求共产党投降国民党。

潘汉年为免谈判破裂，提出双方军事负责人面商，先谈无条件暂时停战问题，也被陈立夫拒绝。潘汉年随后将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电告延安。

11月16日，潘汉年再次去南京，于19日同陈立夫继续谈判。陈立夫还坚持10日提出的条件，再次遭到潘汉年的拒绝。

潘汉年提议先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就近面商一切。

对此，陈立夫更加强硬地说，“如果军队问题不解决，无从停战。”至此，谈判无法继续下去。

陈立夫的条件比邓文仪对王明、潘汉年谈的条件，和曾养甫对张子华所提条件大大后退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中日外交最吃紧的时刻暂时过去了，二是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蒋介石所受到的内外压力得到缓解。

2、“逼蒋抗日”的实施背景

苏联政府便将防止中国与日本签订防共协定作为其对华工作的重中之重。

国民政府趁机促使苏联对中共施压，外交部长张群对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说：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团体”，其直接目的是以武力推翻中央政府，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用军事镇压的特别办法对付共产党”。“这个问题整体上说纯属中国内政问题”，“不允许任何别的国家对此进行任何干预。”

张群还透露，日本拉中国与他们一起剿共，其“心目中的真正目标恰正是苏联”。

张群一方面表示决不对日本妥协，向苏联示好，一方面又暗示，苏联如果支持中共反对政府，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联手“剿共”。

但是，就在蒋介石态度日趋强硬的时刻，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首先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引起强烈的同情。

驻扎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家乡沦陷，强烈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

1936年初，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进行秘密商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双方达成秘密停战、通商协议。而驻扎在关中地区的西北军的将领杨虎城同中共早就有密切联系。一场震惊中外的“逼蒋抗日”风暴在西安酝酿成熟了。

3、“审蒋”、“除蒋”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抵达西安。

蒋督饬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全力“进剿”陕甘红军。他还带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大批高级将领同行，准备在必要时从中确定人选，取代张、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毅然发动“兵谏”。张学良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南京军政大员，解除蒋系武装，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凌晨6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

“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南进。”

12日中午，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人以红军代表名义前往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妥善解决西安事变。

同时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张学良致毛、周的电报以及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

12日24时，再次向共产国际报告应变设想：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准备半个月内实现之。”“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

从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和最初反应来看，中共中央试图以西安事变为契机，联合张、杨，掌握全国抗日的领导权。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与会者一致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爱国性质和革命意义，认为中共对这次西安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赞扬和支持。

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意见并不尽相同。

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主张“把蒋介石除掉”。

当天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中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16日，《红色中华》刊登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介石的“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审蒋”、“除蒋”。

这表明中共对西安事变确定的最初方针是“审蒋”、“除蒋”。

4、重回“反蒋抗日”老路的原因

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张学良转向抗日的原因”，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政变”。

12月14日，毛泽东等10人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

一、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联合军事政治委员会，由张学良担任总司令及主席团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各编三个集团军，以张、杨和朱德分担集团军总司令。

二、与敌决战时要各个击破之，只要打下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

很明显，中共希望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同盟，组成抗战救国的核心力量。

这封电报说明中共又回到了“反蒋抗日”的方针。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估计不足。他们认为，张、杨在西安把义旗一举，全国会云起响应。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张、杨的爱国行动，各地方实力派热烈拥护张、杨的义举，加入抗日战线。

南京内部会出现分化，蒋的部下倒向西安方面。总之，他们认为蒋介石会成为孤家寡人，被彻底孤立起来。

因此，12月14日中共中央给中共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电，指示他们动员社会各界响应张、杨的义举。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必须多方面的活动驻华北名人和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阎、傅起来响应张、杨的抗日主张。”

二是感情因素起了作用。

在国共十年内战过程中，蒋介石屠杀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他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传到陕北后，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拍手称快，纷纷集会，要求对蒋予以严惩。

根据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在定边的李维汉的回忆，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枪毙蒋介石”等。

中共党内以及根据地军民这种情绪和呼声，无疑对中共中央决策层产生了影响。

5、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根本分歧

西安事变同样震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工作人员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最初反应，也是要杀蒋介石，有人用拳头不停地敲着桌子喊着“杀”！有人搓着手激动地喊道：“抓住了！”

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兴奋异常，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杀掉蒋介石。但此电被斯大林扣发了。

与中共不同，共产国际首脑、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否定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苏联塔斯社报道西安事变发生一事，但并没有任何评价。13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塔斯社英文电讯稿。

苏联第一次对西安事变明确态度，是在12月14日《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的社论。

《真理报》在第一版报道西安事变称：

“张学良及其所部几位将领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南京政府已宣布张学良为叛徒。”

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长篇社论。社论说：

“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

同一天，《真理报》还发表了《塔斯社辟谣》一文：

“说什么张学良组织了一个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并同苏联订立了攻防同盟。有鉴于此，塔斯社授权声明，这一报道毫无根据，纯属恶意捏造。”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认为张学良的行为“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

并表示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危机。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甚至著文直接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诺夫与斯大林谈话中指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

12月14日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再度强调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说“逮捕蒋介石等卖国贼魁首之革命政变，其行动是完全带着革命性的”。这封电报显然是为免除共产国际的误会而发的。

12月14日，共产国际召开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确定了“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的方针。”

12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谈话时说：

“我们极为目前形势担忧，并认为张学良的举动是很大的不幸。我不认为张学良与日本人有关系，我认为他上了某人心怀叵测别有用心的建议的当。”

他还说：

“我们一贯主张中国统一，从不同情中国将军内战。我们对最近南京政府为扩大根据地做出的努力和给予亲日的满蒙分子的打击特别感到高兴。”

从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和共产国际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看，他们与中共中央对事件性质的判定和解决方针完全不同。

中共认为事变是革命行动，而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是“叛变”行为；中共用“审蒋”、“除蒋”的方式，联合张、杨，进而联合国民党阵营的一切反蒋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和平解决，依然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

6、中共立场改变的缘由

之所以出现如此根本分歧，首先是苏联方面误判了蒋介石。他们认为，到12月初为止，蒋介石不会在西北“追剿”红军。

事实上蒋介石坚持“剿灭”红军，多次拒绝张学良的苦谏，张杨实行兵谏完全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给张学良加的“叛徒”、“强盗”、受日本奸细挑拨等等罪名都是毫无根据的。但莫斯科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却是完全正确的。

12月16日，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领导人磋商后，明确了苏联、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并决定向中共中央发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

苏联、共产国际立场是：

一、不管张学良的意图如何，他发动的事变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和平解决。

苏联、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政府改组、停止取消红军等和平解决四项条件。

共产国际还提醒中共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此电和另一封电报发至陕北中共中央，因密码差错，译不出来。中共中央在1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两封电报被“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

莫斯科的指示电于20日重新发到中共中央。

但中共中央在正式接到指示电前，通过塔斯社公开发表的评论，也能得知莫斯科对处理事变的基本态度。

12月16日，苏联《真理报》援引中国各主要报纸的报道强烈要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真理报》说：

“中国各主要报纸在评述张学良事件是一致要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立场也改变了，12月20日《救国时报》发表了《西安事变应当和平解决》的社论。

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处理方针到达中共中央前一天，即12月19日，中共中央也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当然，反映苏联、共产国际立场的《真理报》、《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评论，对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也有所启发和帮助。

周恩来一行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于17日下午到西安。

当天晚上与张学良举行会谈，才了解到许多在陕北难以知道的情况：

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蒋介石，只是逼他抗日；只要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抗日，张仍拥戴他为领袖；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为首的南京主和派与张学良已经开始了和平解决西安“兵谏”问题的对话；而何应钦暂时控制的南京政府对张学良已下“讨伐令”，刘峙指挥的东路“讨伐军”已有五个师进入潼关，威逼西安。

事变如不和平解决，立刻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进一步明确，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

17日当天晚上，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他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同时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说：“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中共中央态度已经开始转变，由“审蒋”、“除蒋”转变为有条件地“放蒋”。

7、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该会议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六天之后，中共中央经过对形势的观察，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的主张。

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经过各种考虑之后形成的。

中共中央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完成决策转变，其主要原因有：

一、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国内并没有出现预想的那种张、杨登高一呼，各地群起响应的局面。

相反，“拥蒋”气氛却弥漫全国。在国民党内部，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就是那些非蒋派系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中共寄予厚望的军阀，也没有脱离南京而倒向西安。

12月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多家报社和通讯社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即日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

《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为《大公报》撰写有关西安事变的四篇社评。其中12月18日发表的题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敦促张、杨两人认罪并赶快向蒋介石“谢罪”。

南京政府把此文翻印几十万份，派飞机到西安附近上空散发。在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保蒋的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确实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二、张学良本人并没有伤害蒋介石的意图。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明确强调：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期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维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徒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它均非所计！”

张学良的训词，进一步表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并不是推翻蒋介石政府，也不是除掉蒋介石，而是“逼蒋抗日”。

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

12月12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报告中共的应变设想外，还特别提出，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且盼望苏联积极援助中国。

出乎预料，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反对西安事变，苏联报刊的文章甚至说：

“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

因此，19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尽管还没有弄清楚共产国际电报的内容，但苏联播发的文章反映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事变的态度。因此张闻天说，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舆论对中共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产生了影响。

和平方针的确定，为中共对事变双方进行有效调解，从而化解内战危机、实现国内和平，促进全民抗战早日到来，提供了有力保证。

8、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周恩来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等进行谈判后，12月23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

“是否可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

12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周恩来，提出恢复蒋自由的条件：

一、全部中央军分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一切并颁布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发表宣言，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中共地位。三、部分释放国事犯与共产党人。

电报还特别强调：

“依旧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

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会谈，提出的条件是“以后不剿共”、“（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共识，谈判取得了成功。

谈判成功后，宋子文要求周恩来说服反对释放蒋介石的杨虎城，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和帮助，张学良当天下午释放了蒋介石，结束了西安事变。

由于各方面爱国人士和中共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反共内战，出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局面。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深感满意。1936年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电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称：

“冲突未经流血也未经内战而告结束，苏联政府表示满意，我们真诚希望全中国彻底统一和巩固”。

12月27日，苏联《消息报》发表题为《蒋介石获释之后》的社论：

“由于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所引起的中国的政治危机，已迅速而顺利地和平解决了。一这种解决方针，使中国在全世界的友人感到欣慰，这些中国友人从事变的一开始就希望尽快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点。

在实现这一转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先是施加影响，促使中共和平解决事变；而当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之后，全力支持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这对促进这一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