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大学生村官选拔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一村一大学生”实施已有十年
多年来,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大学村官在中国农村的语境中,如何与现实发生碰撞?他们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法治周末记者 季冬野
6月29日星期五,北京2018届大学生村官合同到期的前一天,张芳、刘同等同期大学生村官正在镇政府召开最后一次会议。
没有横幅,没有总结,甚至没有煽情的话语……仅持续了20分钟的座谈会,以室内合影结束。至此,张芳三年的大学生村官生活结束了。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拍了这张照片。”张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今年已经到期的村官有10人,今天到任的只有8人。
刘同还没有准备离开。 “我不想离开,”她在小组中说。
2017年开始,北京实施大学生村官与选拔学生整合。近年来逐年减少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再次大幅下降。
不知不觉,今年已是“一村一大学生”计划实施的第十个年头。
村支书助理
张芳服务的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上午10时30分,张芳漫不经心地向村口古槐树下挥舞着扇子聊天的村民打招呼。村委会办公室里,副书记正在和村委会委员讨论编制绿化工程方案。一个年轻人在电脑前忙碌着。
“这是我们新来的文化工作者,她嫁到了我们村,生完孩子才来帮忙,也是一名大学生。”村支部副书记告诉法治周报记者,“张芳要走了,他走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出现大学生村官,所以我们村只能招收年轻人来承担”。负责各种计算机任务。”
“我们特别不希望张芳走。”村支部副书记说。
张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两个村委会成员年龄基本都在50岁以上,不太擅长使用电脑。大学生村官主要负责村委会的日常工作,特别是电脑操作和编写材料。
“虽然我们在村里服务,但大部分具体工作都是镇里布置的,很多工作需要在村里完成,然后再交给镇里。所以,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连接镇和镇的桥梁。”村庄。”张芳解释道。
北京大兴区大学生村官王瑞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严格来说,他们是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的助理,但基本上村里的工作都可以做,比如村换届选举和经济普查。 、人口普查等
法治周末采访的多位北京大学生村官几乎都认为,大学生村官虽然什么“杂事”都能干,但实际上是村里的“边缘人”。
张芳说:“村党组织开会时,有时我会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回避投票。”
在王瑞文的描述中,大学生村官更像是一个具体的工作,琐碎、复杂,专业性不强。这么多年来,它已经相对固定下来,镇里、村里都已经习惯了。
“这和我申请大学生村官职位时的想象有很大不同。当时我就觉得这份工作会更有挑战性,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成长和积累,对我们以后的职业发展更有帮助。 ”王瑞文说道。
“新农村建设领跑者”
200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选拔高校毕业生到社会工作的意见》。 《关于村镇建设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招收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
《意见》对大学生村官选拔有两点明确:“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和“培养有坚定理想信念、有奉献精神的人”。为人民“为党政干部储备有深厚感情的人才,形成对基层、生产一线党政干部的培养链”。
此后,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全国推广。当时的计划是用5年时间选拔10万名30岁以下的应届毕业生和应届毕业生到农村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认可,可以推荐参加选举。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等职务。
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根据中国农业大学胡跃高教授发布的《2009年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大学生村官总数在全国服务的人员已达13万余人,分布在全国31个地方。全省1381个县中,20%以上设有村委会。其中,247个县实现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北京市率先实现了3955个行政村每个村有2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
“虽然新闻上多次报道大学生村官当选村支书、大学生村官带领村子致富,但大多都是个别案例。”王瑞文说,她身边没有这样的案例。
“我村并不穷,北京的城市规划让这个村子具备了一定的区位优势,未来的发展已经在规划建设中。”王瑞文认为,“我们大学生村的职能发挥的作用很小。我们也没有权力去实际做任何事情来带领村民致富。”
张坊办事处所服务的村庄的发展也并非那么顺利。村支部副书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如何让村子富裕起来,带动村里的经济发展,是一项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个村还面临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村里的土地没人管。
张放见此情形,有些无奈。他是地质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特长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很难发挥。
副书记回忆,这里基本没有农业、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大学村官。
“关键是村里缺年轻人、缺人才。”副书记说,村官大多是大学生,没有资源,起不了多大作用(刺激经济)。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多份研究报告显示,大学生村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能更好发挥作用的原因,很多归咎于“大学生供需不匹配”。村官。”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蔡阳曾进行过“对北京数百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结果显示,低层次大学生的专业主要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合计占51%。 %,而农林专业仅占20%。 “下放大学生专业分布不均,与新农村建设对农业农村建设各类专业技能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这种专业分布或许与现实中大学生村官的主要工作职能相符。
2009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王文举教授的一项调查发现,基层组织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职能主要集中在日常行政事务、组织宣传、助理、公共关系、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和基层管理工作。
事实上,“人才匮乏”并不仅限于农村地区。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基层公务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乡镇也同样缺乏人才。一些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往往被借调到乡镇工作,提前进入公务员队伍。角色。
张芳和吴明宇都被借调到镇政府一年。王瑞文也被借调到镇法院帮忙。
签订三年合同的大学生村官有一年借调时间和一年找工作准备时间。事实上,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虽然《意见》明确禁止乡镇以上机关借调大学生村官,但大学生村官被借调到乡镇党委、乡镇党委工作的现象并不少见。全国各地政府。有的地方,部分大学生村官被借调到乡镇党委、政府工作。这位官员在镇上呆了两三年。
但张芳坦言:“其实对我们来说,对以后找工作最有用的经历就是我借调到镇党政办公室的那一年。这一年里,我学到了很多可以运用到实践中的技能。”比如公文写作、党建工作、信访问题如何处理等。
草根经验
三年合同期满后,吴明宇收到了区公务员职位和清华大学在职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担任村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困惑,所以我特别想继续学习、系统思考这些问题。考研期间,清华大学的老师也珍惜我当村官的经历。”
“大学生短暂的村官经历,让我大致了解了农村的运行情况、基层工作是什么样的,以及今后如何做好同样的工作。”张放说,“而且,我也觉得,很多政策在基层不一定能顺利落实,只有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才能制定更适合落实的政策。”
张放在乡村工作实践中还发现,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在农村工作中可能并不实际。
吴明玉经常和村干部一起走进村民家了解情况。这些经历让吴明宇改变了之前的沟通习惯,变得更加细致和耐心。
“其实村民们都很好,他们需要被尊重,他们也会很感激你的帮助,也很乐意聊天。我会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把他们的意见和情况汇报给村委会。”吴明宇说。
虽然收获不少,但大学生村官这样的工作,并不足以让吴明宇、王瑞文、张芳以及大部分大学生村官留下来。
但大学生村官想留也留不住。张芳了解到,从2016年合同到期那一届开始,大学生村官的续约政策就更加收紧。只有在两个村委会任职的大学生村官才能连任。 2017年以后,会更加严格。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村官,三年服务期结束后,刘同想继续在镇上或村里工作,却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尽管有专门针对大学生村官的公务员录用和职业编辑考试,刘同还是觉得困难重重。她的工作还没有解决。她前几天在镇社保办参加了考试,目前还在等消息。
拿着6月29日在镇政府领取的绿皮“三拥一拥”证,看着里面写着“优秀”的服役期满考核等级,刘同感叹道:“是好是坏,不重要。”如果你获得了优秀的学位但未能通过公务员考试,那没有任何意义。”
刘彤的母亲是该镇另一个村的村支部副书记。她妈妈非常希望她能够留在城里,但是当公务员或者公务员。
事实上,大多数大学生村官毕业后都进入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或其他机构工作。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来说,村官工作更像是一种过渡,或者说是一种“缓冲”。
即使是对于想要扎根农村的刘童来说,母亲最初的规划也是让她“当三年大学村官,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生孩子,考公务员”。高三考试”,虽然这本身可能就是一句玩笑话。
还有一些人只担任了一年村官,就辞去公务员职务。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山东菏泽的一名大学生村官(选拔生)一到村子就受不了村里恶劣的环境,很快就当了公务员就离开了。
对于北京大学生村官来说,另一大吸引力就是外地学生可以解决北京户籍问题。来自山东的张芳、吴明宇、王瑞文都是在服役第三年在所服务的区县取得户口的。他们也都在合同到期前成功进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
事实上,到了第三年,镇里和村里都知道大学生村官要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找工作了。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被分配过重的工作。
尽管考上了北京的职业编辑岗位,王瑞文还是有些遗憾。 “我原本想尝试在体制外找一份工作,但后来我发现,三年的村官经验,在应聘私营企业或外企时,似乎并没有太大竞争力。我无法想象会怎样。”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张白纸。”王瑞文说。
“当然,大学生村官还是给我们进入系统带来了优势,我们更了解基层工作,在处理一些基层情况时可以关注更多细节。”王瑞文说道。
农村对大学生村官的需求不同
在王瑞文看来,去年北京新实行的大学生村官(选拔生)制度很好。三年合同期满后,可以直接成为公务员。此外,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也是在村任职期间落实的。
2017年开始,北京市实施大学生村官与选拔学生一体化。每年选拔400名左右优秀大学毕业生到村服务。新转入的人员统称为“大学生村官(选拔生)”。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政策解读:“各高校选拔推荐应届大学毕业生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并申请转岗,经过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经确定为大学生村官(选拔生),安排担任我市农村大学生村官,三年合同期满并考试合格后,办理聘任手续。同时,不再开放大学生村官其他来源。”
“这样,大学生村官‘骑驴找马’的困境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把村官工作视为‘过渡’问题,村官工作就会得到更多对待。”而且,我注意到大学生村官(选拔生)也会面临被开除、考核不合格的后果,”张芳说,“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选拔生)并不是一件事——已经完成的事情了。”
大学生村官(选拔生)相关政策实施后,2017年北京新任大学生村官仅400人。“大兴区只分配了30人左右,我镇只分配了4人。我们镇有近60个村,基本上这些村官都会留在镇里。”王瑞文说道。
“我们现在这个班走了之后,村子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有大学生村官了。”王瑞文说道。
北京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始于2006年,当时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大学生村官”计划,计划三年内向北京农村输送8000名大学生。
2011年以来,北京大学生村官人数开始逐年减少,尤其是近五年,从2014年的2300人,到2015年的1500人,2016年的800人,再到2017年的400人,2018年的300人。
张芳所在村的村委会副书记表示,张芳是该村第七位大学生村官。任期届满后,村里很可能不会再派出大学生村官。
刘彤不想离开村子,村委会和村民也不肯让她离开。 “我们这群村官走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村官了。”刘通道:“他们都叫我‘末代皇帝’。”
辞职前,张芳与村文化干事进行了工作交接。他将之前制作的正式文件和报告都保存成了模板格式。 “以后如果需要我的帮助,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张放对副书记说道。
和张芳一样,此次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所有任期届满的村官都做出了同样的安排。
王瑞文说,还有一些40多岁的村委会成员会使用电脑;村里也在选拔一些年轻人来接我们以前做过的工作。其实这也是一种进步。
“或许,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农村村官对大学生村官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王瑞文说道。
(应受访者要求,所有大学生村官均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