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6日深夜，寒风凛冽，12点30分左右，一个黑影出现在位于在济南市经二路、纬四路交北叉处万字巷商场南口的庆云金店门外。

“嗖”的一声，那黑影狸猫般轻盈地窜上金店两米多高的院墙，一闪飞进了院内。

庆云金店是一家解放前由私人开设的金店，专门经营金银首饰，也兼做银元买卖，这是个资本高利润也高的行当.

由于生意好买卖越做越红火，金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济南解放后，经过登记后，人民政府仍然允许庆云金店继续经营。

此时的金店已从创业初期的一月门面发展成为拥有一幢两层小楼、一个独立的院落和七八个雇员的经营规模。

在当时济南市私人经营的金店中，其效益和规模都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了。

黑影从两米多高墙上纵身一跃翻入院内，落地几乎没有声音。转眼间便出现在二楼走廊上。

他左右环顾一番，来到了楼梯口的第二个门前熟练地用自带的工具如同捅纸一般“噌，噌”几下就撬开了这扇反插着的门。

这个房间是金店经理杨某和妻子的卧室，当杨某和妻子从梦中惊醒时，发现床前站着一个用黑巾蒙面、手握手枪的人，“蒙面飞盗”！经理心里立即闪出了这个念头。

蒙面人用枪逼着杨某和其妻子交出金柜的钥匙，面对寒光闪闪的枪口，杨某的妻子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好在杨某的头脑还算清醒，他灵机一动对蒙面人说：“兄弟，你想要什么好说，只要别动家伙。”

“快打开金柜！”杨某不情愿地打开了卧室里的金柜，蒙面人上前搂了几把，将柜内的金货悉数收入准备好的布囊中，然后转身用枪指着杨某夫妇喊道：“走到外面去！”

杨某心想，楼下住着自己的儿子，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摆脱困境。便顺从地和妻子走出卧室，杨某夫妇在前，蒙面人在后，三人一同朝楼下走去。

金店的二楼是个四周都有走廊的环廊式建筑，杨某经过走廊时有意放慢脚步，并趁机把将一只放在走廊栏杆边的铜盆踢到了楼下，他的目的是想引起住在楼下人的注意。

“咣”的一声，铜盆坠地的声音在深夜中如同一个炸雷，它给了蒙面人一个强烈的刺激。

蒙面人恼羞成怒地用手枪抵住杨某的后脑勺一扣扳机，“扑”的一声闷响，杨某的半个脑袋立刻没了踪影，整个身体像一堵墙一样轰然倒地。见此情景，其妻吓得瘫软在楼梯上。

楼上的响声惊动了住在楼下的人，楼下屋内传来响声，歹徒飞身窜到楼下，一脚踹开店主儿子的房门，手上的枪筒还冒着缕缕青烟。

他厉声喝道：“我刚崩了一个，你想活就照我说的做！”杨某的儿子哆哆嗦嗦地趴在床上用被子把头蒙上。

尔后，蒙面大盗又将杨某的妻子拖了进来丢到床上，用一根长绳子将他们的双手反捆起来并串在一起，尔后命令他们用被子蒙上头谁也不许动。

做完这些，蒙面人竞坐在的屋内悠然自得地抽起烟来，一支又一支，期间甚至还恶作剧般地解了一泡大便，直到清晨时分才悄然离去。

等杨某的妻儿从噩梦中醒来时，天已大亮，他们这才赶紧向济南市公安局报案。

这是济南市解放后，公安局接手的第一起重大杀人抢劫案，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案发地庆云金店距济南市公安局的直线距离只有10多米。

看来这个窃贼根本不把公安局放在眼里，这起深夜劫案分明是向刚刚成立的济南市人民政府公然示威。

接报后刚刚从部队调到刑警队任队长的张允贵带领桂树怀等刑警火速赶到现场，现场一片狼藉，令人惨不忍睹。

子弹从杨某的后脑射入从前额出来，削去了杨某的半个头颅，走廊地板上到处是血迹，一股血腥味直冲鼻腔；

死者尸体头朝东，脚朝西，一只鞋子被扔得远远的，身上只穿了一件已被血浸透了的睡衣；

卧室内的装金银首饰的保柜柜门敞开着，里面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

据杨某之妻介绍，被窃的物品共有黄金4两，金耳环11副，金表1只，金戒指1包，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现钞大约50万。

现场除经理的尸体外，在楼下房间的痰盂内确有大小便，桌上还留有10多个烟蒂，这与死者儿子的口述是一致的。

不过更引起张允贵注意的在楼下房间的写字台上并排放着3只子弹壳，大方桌上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光明正大，刘吉作”的字样。

刘吉是谁呢？凶手为什么要写“刘吉作”呢？看来要从这个“刘吉”的名字上寻找突破口了。

刑警队根据户口登记很快查出了全市共有十几个名叫刘吉的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

办案小组对每一个刘吉都进行了分析后认定，最有可能作案的就是曾有过盗窃前科的刘吉，此人的年龄与身材与作案人有些相像。

但调查后发现，案发时这个刘吉正在狱中服刑，不可能出来作案。

那么这个作案人是谁呢？作案人为什么又要留下个“刘吉作”的纸条呢？

为此，刑警队的人员提审了狱中的刘吉，当刘吉听完了案情介绍后几乎不假思索地说：“这肯定是李圣武干的。他与我素有旧仇，这是想嫁祸于我。”

刘吉所说的这个李圣武是何许人也？

40年代初的济南兵荒马乱，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腐败的民国政府统治之下，老百姓民不聊生，生活苦不堪言。

济南市城内东区小梁隅首街西端靠路北侧，有一家字号“海洲”的理发店，这家理发店是一幢临街的二层楼房，底层三间的门面房是理发店的店堂，楼上则是店主和伙计的住处。

理发店底层中间的店堂有一个后门，直通一个有七八户人家居住的小杂院。

平时小院的人家进进出出都要经过理发店的店堂，来来往往都打个招呼寒暄两句，次数多了理发店的人与小院的人也都混得较熟了。

1940年下半年开始，理发店的人发现进出小院的人中多了一个陌生的面孔，此人经常身穿印有“济南铁路大场”字样的灰白色制服，他进出店堂从不与人打招呼。

由于平时都是一面之交，互相之间谁也不了解谁。理发店的伙计们只是觉得此人怪儿八叽的，而且平时总是看到他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时外出，可很少有人见他几时回来。

伙计们从房主李老太那里打听到，此人在小院里租了一间房子，据说是从东北来济南闯世界的。

这个少言寡语身穿铁路制服的人名叫李圣武，1910年生，祖籍是山东禹城县人，由于家乡生活太苦，在他很小的时候被父母带着闯关东去了东北。

但后来父母因积劳成疾双双故亡，失去了爹妈的李圣武成了四处飘荡的流浪儿，他只能以讨要和偷窃为生。

在他9岁那年，遇上了一位山东籍的以武功闯关东的人，此人可怜这个孤儿就收他做了徒弟，并起名为李圣武，希望他能精修武功、伸张正义。

此后李圣武一直跟随师傅以卖艺为生，在前后近10年的时间里，他跟着师傅学会了武功、轻功等功夫。到他20岁时已出脱成为东北江湖上的一个硬汉。

他臂力过人，十个手指如同钢叉，叉人一下，能捅出五个血洞，抓人一把，能扒下一块皮肉；

他又能身轻如燕，五六米宽的壕沟，一跃而过，丈把高的房墙，纵身上去，片瓦不碎。

李圣武28岁那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东北兵荒马乱使艺人们的生活日益艰难。

1939年年底，他的师傅又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一天师傅把李圣武叫到跟前对他说：

“你长大了，该自己闯荡天下啦，师傅可能活不了多久，你走吧，远走高飞到能施展你武艺的地方去闯吧。”

失去了师傅的李圣武也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

在以后日子里，官场的腐败、衙门的黑暗、奸商的暴富、百姓的清贫、世道的不公……

这一切逐渐在李圣武内心蕴酿成一个畸形的怪胎，他开始变得玩世不恭、变得放荡不羁、变得目空一切……

沿着这条轨迹，他没有成为师傅所希望的那种劫富济贫、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绿林好汉，却渐渐浪迹成一个凶残、暴戾、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社会大窃。

他使用以往所学的轻功，频频光顾一些店铺和人家，盗窃大批钱财以满足他日常的无度挥霍。

由于他学过轻功，使他的盗窃每每能够轻松得逞，而且往往不留痕迹，以致使那些被窃的店主怀疑店员、家庭亲属而发生口角，许多无辜的人受到无端的指责和冤屈。

李圣武也把灾难留给了人们，把恐惧引进了泉城。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圣武有了大量的“硬通货”，这使他的“生活”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已不再满足栖身于理发店后院那间低矮的小房间，也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

俗话说“温饱思淫欲”，李圣武开始玩女人和赌博，这些恶嗜反过来又使他偷盗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疯狂。

从1943年起，李圣武为了掠取巨额钱财杀了第一条人命开始，到1945年已有三条人命死于李圣武之手。

他的作恶多端也给泉城人民的生活投下了阴影，“飞盗”、“飞贼”的称谓在济南民间中不胫而走，后来有人称其为“燕子李三”，意即如灵巧的燕子一般来无踪、去无影的神盗。

一传十，十传百，济南老百姓中间知道“燕子李三”的人越来越多，传到后来竟成了“燕子李三”有“能飞檐走壁之技，刀枪不入之功，想偷哪偷哪，谁也治不了他”之说。

在许多人眼里，李圣武几乎成了无所不能的飞侠，以致不少人谈虎色变，弄得老百姓夜间听到屋上猫在走动，也会以为是“燕子李三”又在“飞檐走壁”而惊恐不已。

对这种危害四邻、老百姓怨声载道的窃匪，如果不闻不问也太说不过去了。

1943年春天，李圣武因在理发店内聚众豪赌被人告发而被当时的伪山东省会警察署侦缉队捕获。

侦缉队长张庆丰率一批警员用捕绳将李圣武捆束在人力车上，自以为万无一失。

在解往趵突泉前街警察署的途中，李圣武运用其脱身功夫突然从人力车上站起身来，抖掉捕绳纵身一跃，跳到路旁停放的一辆水车上，然后翻上墙头，回头朝警察们招手说了声：

“小子们，再见啦，老子就是李圣武！”转眼之间便不知了去向。

此后，李圣武为了不被人发现，过起了“游侠”般的生活，他总是不断地变化着落脚点，从不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个星期，使到处缉拿他的警方无可奈何。

不过有时李圣武也常常想到自己罪孽太深，怕遭报应。为了从长计议，他开始与高官“攀亲”，他知道这是他能长期逍遥法外最好的“功夫”。

1948年，他在舜井街开了一个粮油店，其中吸收了山东国民党要员杨同光的股份，实际上杨同光一分钱不出，在年底坐等李圣武把盗窃来的财物走粮油店的账分给他。

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杨同礼在收了李圣武钱后，自然为其充当保护伞。

有了杨同礼这个靠山，每次李圣武杀人抢劫，济南国民党警察局总是明里逮暗中保。

杨同礼甚至还以艺人的名义印了几种专门吹嘘李圣武如何“艺高胆大”、“仗义疏财”的小册子，在济南市及其周围地区流传很广。

然而盗贼毕竟是盗贼，轰动一时的泉城历老头被害案就是李圣武在济南解放前夕的一个“杰作”。

历老头是李圣武的妍妇历文华的生父，李圣武与历文华之间的关系客观上讲比嫖客与妓女的关系还近一层，他们在长期嫖宿过程中渐渐产生一些情分。

李圣武把历文华当成泄欲的工具，历文华则把李圣武当成摇钱树，两人虽不是夫妻(李圣武也从不想成家)，但彼此一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在外游荡的李圣武隔三差五地到历文华家“省亲”一趟，而李圣武也留下些金财或帮历家办一些事情作为回报，对此历文华感觉挺满意。

不过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伙夫的历文华的父亲历老头则并不满足，他看到这个经常与女儿鬼混的人出手很大方，便认为有利可图，经常向李圣武索要钱物。

开始李圣武也不时给他些银两作为打点，没想到历老头贪心不足，把这个不上门的女婿当成聚宝盆。

每当李圣武光顾便狮子大开口，敲他的竹杠，这使李圣武渐渐对历老头产生了反感。

可悲的是历老头仍迟迟不觉悟，仍做着乘龙快婿的梦。一次历老头发现了李圣武身上携带的正是当年警方全市大搜查四处寻找的左轮手枪，又心生一计。

他以“向警方报告私藏枪支”要挟李圣武，说：“要么我向警方报告获得一笔赏金，要么不报告你给我一笔钱。”

这次敲诈使李圣武怀恨在心，他意识到，如果听任历老头这样下去，准会坏自己的事，于是他打算找机会把历老头“解决掉”。

1947年12月的一个晚上，穷极无聊的李圣武跑到位于旧军门巷的济南电影院看电影，正巧碰见了也来看电影的历老头。

此时历老头又提出了索钱要求，这使性情暴戾的李圣武难以忍受，李圣武对历老头说：“我现在身上没带，散场后我去拿。”

散场后，求财心切的历老头跟着李圣武朝电影院外面走，一走出电影院南门，李圣武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抵住历老头的后心就是两枪，历老头当场倒地一命归西。

尚未从电影的“蒙太奇”中苏醒过来的人群被枪声震得晕头转向，人们惊叫着、互相推操着、挤撞着，甚至践踏着向四面跑去。

此时竟没有人想起看一看究竟是谁开的枪，而李圣武则趁此混乱挤出人群，使用轻功攀上近处的一段城墙，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发生在电影院门口众目睽睽之下的枪杀案震惊了整个泉城，第二天的《民国日报》、《大华日报》等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做了报道，称这是“对济南社会治安的最大讽刺”。

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燕子李三”，因为在当时的济南城，除了“燕子李三”，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如此胆大妄为、明火执仗地杀人作恶。

当时，国民党当局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剿共上，对各类刑事案件根本无暇顾及，连警方调查也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再加上有杨同光这个保护伞，致使李圣武长时间逍遥法外。

9个月后，济南解放。就这样，国民党警察把多年没能降服的大盗留给了共产党。

国民党时期警方腐败无能，客观上增加了李圣武的嚣张气焰。

如今虽然济南解放了，但在李圣武的眼里共产党的公安局和国民党的警察局只不过是换了一茬人，但对他李三依然是没什么办法的。

他相信凭自己的本事，仍然会像以往去那样吃香喝辣逍遥自在，庆云金店的杀人劫案也算他李圣武给公安局出的一道难题，他想试一试共产党的刑警是不是比国民党的警察高明。

济南市公安局对庆云金店劫案十分重视，市公安局长凌云立即指示成立了专案小组。

当时济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干部都是华东局社会部武工队出来的，刑警队队长、专案小组组长张允贵之前是武工队队长。

在接受任务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对作案现场、作案方式和日伪时期留下的有关李圣武的档案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刘吉所咬定的此案为李圣武所为的供词有一定的道理。

李圣武作案的可能性极大，于是决定把李圣武定为侦捕的主要对象。

但是在偌大的济南市，要找到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李圣武如同大海捞针。

鉴于李圣武在济南一带的江湖上很有点名气，平时多出没于江湖艺人的圈子。

于是刑警队就分头做工作，聘那些平时在街头说书的、唱戏的、看相的、算命的、耍猴的、玩杂技的民间街头艺人为“侦察的耳目”，请他们协助发现并提供李圣武的行踪线索。

由于这些人过去也多是苦出身，而且他们以往对像李圣武这样的飞贼大盗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也希望借共产党之手除掉这个祸害，于是他们大多表示愿意协助政府的抓捕行动。

公安局本身组织便衣警力加强街头巡逻和重点地段的监视。一张无形的罗网渐渐展开。

1949年1月15日，一个平时在街上说书的艺人向警方报告：“李圣武眼下暂住在舜井街14号的一个小阁楼内。”

事不宜迟，张队长立即带着刑警陈凯、端木宏峪欲前往侦察。为稳妥起见，三人化妆成青岛来的“商人”，他们按照说书人提供的地点直奔舜井街。

当他们来到14号门前时，发现这是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阁楼，陈凯上前敲门，过了好一会，“吱”的一声门拉开了一条缝，一个中年人的脑袋伸了出来。

陈凯彬彬有礼地问：“请问，李先生住在这儿吗？”

“这里没有什么李先生。”那人冷冷地答道。

“我们是做生意的，和李先生是把兄弟，劳驾通报一声。”

“你们是从哪来的？”

“我们是从青岛来的。”

说着话，中年人的两眼不停地打量着来人，在他确认了眼前这几个人确系是生意人无虞时，口气缓和了下来：

“你们坐的哪趟车，路过哪几站，车票多少钱？”目的是进一步确认三人的身份。

三个“商人”均一一应对自如，中年人没看出什么破绽，这才说了句“你们等一等”，转身返回阁楼。趁此机会，张队长也迅速跟了进去。

情报是准确的，此时李圣武的确暂住在这里。中年人走进李圣武的房内说：“李先生，外面有朋友找……”

话声未落，张队长已站在了门前，与李圣武打上了照面。

张允贵一看眼前的李圣武与档案上描述的李圣武外貌特征相吻合，心中有了底。便对其说：“李先生我认识你，现在跟我走！”

闻听此言，李圣武知道来者是公安，不过这种场面并他不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并不惊慌，而是不露声色地说：“兄弟有话好说，何必与人过不去嘛！”

“少啰唆，我是公安局的，跟我走！”说着张允贵掏出枪来，端木也跟了进来。

“好，好，那就走一趟。”李圣武心里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理，他边说边朝楼下走去。

队长张允贵和端木都知道李圣武经常身藏武器，怕有闪失，端木见李圣武朝楼下走忙喊：“慢着！”上前去搜他的身，从胳肢窝一直摸到鞋口，没发现有凶器。

由于来时走得急没带手铐，就用一根绳子把李圣武的双手捆在胸前，加上李圣武做出一副俯首帖耳的样子，三个人紧绷着的神经也就放松了下来。

殊不知，这个狡猾的惯匪此时把枪藏在了不易发现的下腹部。

出得门来，李圣武在前，张队长和端木、陈凯在后，几个人向西沿着院西街、西门街朝市公安局方向走去。

李圣武边走边琢磨：“我是一代飞盗可不能就这么栽了，得找机会逃走。”他暗暗地寻找逃脱的时机。

10分钟后，张队长一行来到了普利门大街，街上店铺林立，行人如织，加上来往穿梭的洋车，使普利门大街成为当时济南市一条十分繁华的街道。

身藏武器的李圣武边走边用内功悄悄松绑，捕绳在他手腕上被慢慢地弄松了。

当他将一个绳环取下时，其余的绳索均形同虚设地套在手上，对此身后的刑警并未觉察。看到街上穿梭的汽车，李圣武计从心来。

一阵马达声起，一辆公共汽车迎面开来，就在汽车即将从身边驶过去的时候，李圣武双手一抖，捆绳落地，他迅速从衣内掏出手枪举手便射。

“叭！叭！叭！”三粒子弹出膛，走在后面的三名刑警本能地扑倒在地。

在饱受了战争的长期磨难之后，济南市的市民们对枪声有着一种神经质般的反应与恐惧，街上的行人听到枪声顿时炸了营，熙熙攘攘的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震得惊慌失措。

人们不知道枪声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要躲到哪里去，街上的行人纷纷乱跑起来，一些小商贩的摊子被撞翻在地，繁华的街道成了一锅滚沸的开水……

此时三名刑警已拔出枪来准备还击，但纷纷四逃的人群已将李圣武阻隔在另一头，开枪将可能伤及无辜的群众。

就在几名刑警迟疑之际，李圣武一个跃步窜到车后，转身爬上路旁的一根电线杆子，“蹭！蹭！蹭！”几下攀就上了路旁一个居民住房的屋顶。

早年学过的轻功又一次帮了他的忙，一眨眼的工夫便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了。

李圣武又一次在被捉后逃脱了。他的逃脱使刑警队长张允贵及端木、陈凯每人领了一个记过处分。

两天后，另外两名刑警巡逻走到城区与五区结合部的一条街道上时，与迎面走来的李圣武又一次不期而遇。

但由于当时的通缉令上仅仅是用文字描述了李圣武的长相，尽管两人感到了李圣武与通缉令上的描述有些相像，但两位刑警一时吃不准，于是盯着对面的李圣武使劲看。

而狡猾的李圣武从迎面来人异样的目光中觉察到危险的存在，他立刻警觉起来，当双方相距还有十几米时彼此都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不过还是李圣武的动作快了半拍，他迅速地从衣内掏出手枪，举手便射，两名刑警就地卧倒，“嗖”的一声，子弹擦着一名刑警的右臂飞了过去，好悬！

李圣武趁机一个鹞子翻身闪进了路旁的一个小胡同，转眼之间又没了踪影。

李圣武多次逃脱的消息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一些人果真认为“燕子李三”真有“金蝉脱壳之功”，因此对他就更加恐惧了。

接二连三地作案，接二连三地逃脱，证明“燕子李三”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这不仅使济南老百姓感到恐惧，也惊动了远在前线的华东局。

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陈毅（第一书记饶漱石因病休养）听到燕子李三逃脱的消息，极为生气，亲笔批示指示：“限3个月活捉他，看他会不会飞”

军令如山，济南市公安局接电后在局领导主持下，连夜开会研究破案对策。

会上大家集思广益分析缉捕工作中的失误与成功之处，认为李圣武两次的漏捕虽然与其具有一定的脱身功夫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我方人员思想麻痹，对李贼缺乏足够的警惕和防范措施造成的。

尽管李圣武两次逃脱，但是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发现并找到四处游荡的“燕子李三”，说明我们的侦察思路是对头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结果。

大家认为，要尽快捉到已经受惊的李圣武，下一步必须加大侦察力度，首先摸清他在济南的落脚点，掌握了他的落脚点，就可以采取守株待兔式的方式一举将其擒获。

但是大家也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李圣武为避风而逃出济南市，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给侦捕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会议决定立即加强对济南市所有交通要道的监控，防止其逃走他方，同时加大市内侦察的力度。

但是李圣武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狐狸，在两次历险后，他意识到济南市的公安机关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使他很难在泉城立足了。

于是在一个漆黑夜晚，他逃出了济南，而后又乘上了开往徐州方向的火车。

徐州也算得上是他的一个老根据地，在以往的岁月里，他总是在奔波于徐州与济南两地之间，他认为到徐州相对安全些，并且他对那里的一切也是轻车熟路。

于是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李圣武稍稍地来到了徐州。

此时，济南市对他的缉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公安局派出大批便衣寻找飞贼的行踪，上级要求每个参加搜寻的人必须掌握李圣武外貌的主要特征，见到与之相像的人均予拘留。

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侦察毫无结果。侦察小组分析认为，李圣武有两种可能，一是躲起来不敢露面，二是已经逃出济南。

虽然“飞贼”销声匿迹，但他的幽灵仍在济南城徘徊。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对猎手来说，猎物消失有时往往比能够看到它的时候更可怕，因为它很可能在你不注意的时间突然向你发起攻击。

由于老百姓中盛传李圣武能飞檐走壁，穿墙入室，所以一到夜晚来临人们便关门闭户，甚至夜间听到树叶飘落到屋顶或者是猫在墙上走动的声音，也会疑是“燕子李三”来了。

一时间，济南老百姓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自从上次李圣武逃跑之后，张允贵和端木、陈凯的内心都十分难过，看到李圣武给济南市广大市民造成的心理恐慌，刑警队的全体干警们都感到十分内疚。

当时张允贵毕竟只有28岁，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在战场上战功卓著从未打过败仗的张允贵，如今竟让李圣武“涮”了一把，他的心中十分窝火。

有一段时间他食不甘，寝不香。但是首长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被害者的冤仇和一名人民公安战士的崇高责任感，使他终于从沉痛中振作起来。

他暗暗下定决心：“你李圣武纵有上天入地之能耐，我也一定要将你捉拿归案！”

刑警队的全体指战员们，个个献计献策，日夜侦察巡逻。干警们深入到济南市的大街小巷，寻觅李圣武的踪迹。

同时根据“李贼可能已逃出济南”的推测，派端木率几个刑警前往济南附近的几个李圣武可能的落脚点徐州、蚌埠、兖州等城市侦察，但均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在济南，侦察员们不畏辛苦，顶烈日，冒风雨，蹲点守候，登门拜访，发动群众内查外调。

干警们了解到，在城外西区棚户区的一个姓井的人家和原住商埠西区的刘姓人家曾是李圣武的落脚点。

经周围居民反映，井某与刘某两人均与李圣武关系密切，以往这两人经常以认识“燕子李三”为荣常常在人们面前炫耀，拉大旗做虎皮讹诈他人。

周围居民也的确看到过李圣武出入两人住处，而且每次李圣武来，两人都是好酒好菜相待。

在得到此线索后，警方决定对井某和刘某进行传讯。

鉴于市面上捉李的风声很紧，两人被请进公安局时便明白了警方用意，他们清楚警方一定是已经掌握了他们与李圣武的关系才采取行动的。

于是本着坦白从宽的心理，分别承认了以往与李圣武的关系，但当警方向其了解李的去向时，两人都吞吞吐吐的避而不答。

侦案人员意识到他们两个人肯定是知情的，只是囿于某种原因不讲罢了。

据此，侦讯人员耐心地向两人讲我党的政策，讲当时的形势，尤其是谈到徐州已经解放之时，井、刘两人脸色突变。

公安人员晓以厉害，使两人终于向警方交代了李三已经逃往徐州的事实，并且提供了李三留下的一个联系地址。

交待后，两人再三希望政府为他们保密，说因为李圣武有言在先，“如果走漏了风声，他们全家老少性命难保！”

济南市警方立即将侦察方向转向徐州，但是派出人员前往调查的结果是，李圣武留下的地址是假的，偌大的徐州，李圣武究竟躲在何处？侦察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公安部要求破案的期限越来越近了，干警们个个心急如焚。

此时刚刚走出战火硝烟的济南市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以前曾在国民党党政军供职的旧人员，纷纷以各种方式向人民悔过自己以往的罪过，他们希望立功赎罪，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宽大，为今后谋取一条出路。

在济南警方组织的一次人口清查中，查出了一个原驻地在徐州的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徐州解放后此人匿名化妆携家眷逃到济南。

此人被查获后，为了自己以及妻室儿女今后的前途，主动向政府坦白了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所犯的罪行。

他知道公安局正在缉拿李圣武，为了争取宽大，他还供出了在徐州当师长期间曾与李圣武合伙做过生意的经历。

据他交待，以往李圣武经常来往于济南和徐州之间，他与李圣武曾合伙做过投机买卖，因此他不仅了解李圣武的活动方式，而且知道他在徐州的主要落脚点。

他向负责审问他的端木宏峪说：“根据李圣武的活动特点，他不会有十分固定的落脚点，不过只要他在徐州，肯定会去找一个名叫张玉兰的歌妓。”

“他与这个妓女素有来往，找到这个妓女，就能弄清李圣武的下落。我知道张玉兰的家，如果需要，我可以随你们一同前往。”

这个线索使李案的侦察柳暗花明。

当天晚上，刑侦组长端木兴冲冲地推开张允贵的门：“队长，李圣武有下落了！”

“在哪里？”张允贵一骨碌下了床，迫不及待地问。

“在徐州一个妓女家里。”

听了端木关于对国民党师长审问情况的汇报，张允贵认为这个人的口供是可信的，于是决定以侦捕小组的名义把南下徐州擒捕李圣武的建议报告上级。

济南市公安局领导接到刑警队的报告后，立即开会研究，会上大家意见并不一致。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师长的口供不可靠，认为李圣武逃到南京的可能性大，因南京当时尚未解放，而徐州已经解放，因此逃到徐州的可能性小。

而张队长和桂树怀等同志则认为，这个国民党师长的口供是可信的，理由有三：

其一，此人欠李圣武一笔巨款，而且是有限期的，目前期限已近，他深知李圣武心狠手毒，到期不还钱李会用他的命抵债的。

所以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捉到李圣武，这样以往的老账便可一笔勾销。

其二，这个师长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家伙，他眼看蒋家王朝已近穷途末路，共产党坐天下已是指日可待。

况且自己又被查出真实身份，他当然希望用这样一个机会将功折罪，给自己留条后路。

其三，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他自己愿意一同前往并表示愿以自己的妻儿为人质。

局领导分析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于是批准了由张允贵领衔率领4名刑警南下徐州抓捕李圣武的行动方案。

第二天，张允贵便与4名刑警化妆成“阔商”，带着那位前国民党军师长登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

一下火车他们就直奔当地著名的歌妓张玉兰的住处，或许是为生意上的方便，张玉兰的家是两间临街的住房。

张允贵一抬腕，时针已是下午4点多钟，敲了半天门，无人应。

那个师长说，该女人很可能到天桥一带卖唱去了。张允贵决定留下两人在附近监视，其他人随那个师长立即赶往天桥说书场。

徐州天桥一带当时是个徐州江湖艺人聚集的天然舞台，在这个不足百十米长的狭小街道上，有说书的、有唱戏的、有习武的、有卖笑的、也有出卖灵魂的。

当地民间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在这里混口饭吃，社会上的一些地痞流氓、三教九流也出没于此，看热闹的、做小生意的……把这条不长的街道弄得整日人流如织，人头攒动。

张玉兰白天多在此卖笑，晚上则做皮肉生意。

张队长一行随那个师长来到一家茶馆外，发现张玉兰果然正在里面“陪聊”，张队长与那位国民党师长交换了一下眼色，那个师长心领神会地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在一旁守候。

傍晚时分，天色微暗，人们纷纷打烊撤摊，张玉兰也离开了茶馆往家走去。那个师长悄悄地跟随张玉兰来到她的住处。

过去这个师长驻徐期间也经常到张玉兰这里“打打牙祭”，张玉兰见到他以为送生意来了，嗲声嗲气地说：“师长大人，好久不见了，您现在在哪发财呀，早把我给忘了吧？”

不过此时这位师长可并没有闲情逸致与她调情，而是单刀直入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想找李圣武，我与他有一笔生意上的要事商谈。你知道他在哪吗？”

虽说过去李圣武和这位师长都是经常光顾这里的主儿，而且张玉兰也知道他们之间有生意上的交情，但从内心上讲，张玉兰还是偏向于李圣武的。

一来李圣武跟她更“铁”，二来李圣武的出手更大方。

“什么事这么急呀，有话明天说不好吗？”张玉兰故意和稀泥。

这师长的心还挂着门外，他知道4个刑警正在等他的消息，此时没功夫在这闲扯，于是对张玉兰说：“你告诉我，李三现在在哪儿，等我有空再好好和你聊聊。”

看到师长并无兴致，张玉兰也就知趣地收场了。

不过张玉兰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有意袒护，只是说李圣武前一阵是在徐州，但几天前离开徐州去外地了，干什么去了、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

师长将此情况反馈到张允贵那里，又带着刑警找了其他几个被认为是李三有可能落脚的地方，但均一无所获。

眼看离陈毅要求的最后期限只有半个月时间了，李三的行踪又断了线索，在异地又不同于在济南可以进行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守候，大家都非常着急。

怎么办？侦案小组的几个同志一凑，有人认为可能是张玉兰不说实话，干脆把张玉兰抓起来严加审讯，认为那样可以找到破案的头绪。

但是张允贵想，这毕竟是猜测，根据李圣武的特点，过一段时间总要嫖女人的，而且是“定向服务”，抓住这个特点只要李圣武在徐州，总会来找张玉兰的。

张玉兰的家是守候李圣武的最佳地点，因此决定不动张玉兰这个诱饵，以免打草惊蛇。

他决定留下两个人继续监视张玉兰，其余的人和国民党师长先行返回济南向上级汇报调查进展情况。

返济后，张允贵又对国民党师长进行了反复审问，每次这个师长都显得一肚子委屈，他说：

“我本来是想立功赎罪才自告奋勇地报告李圣武的线索的，我的确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捉到他，这是我的本意，我敢拿我全家老小的性命担保，决无戏言。”

在最后一次提审他的时候，他指天指地发誓：“请张队长再放鄙人去徐州一趟，如果还打听不到李贼的下落，甘愿罪加一等！”

这样基本上可以排除对这个师长的怀疑，看来有必要再下徐州。

张允贵一行带着国民党师长又一次登上开往徐州的火车。

汲取了上次的经验，张允贵一行一下火车先与徐州公安局取得了联系，他们的侦察得到了徐州警方的大力支持。

徐州警方提供的备案资料显示，从1949年1月份到3月份，徐州发生6起较大的劫案。

这6起大的劫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害人都是深夜被一盗贼用手枪逼迫着集中到一个房间内，然后被命令用被子蒙上头。

而窃贼则把劫到的物品集中在一起后便坐在一旁慢慢地吸烟、喝茶、洗脸甚至大小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方才离去。

从作案的时间、方式、手法上来看，与李三在济南的劫案十分相似，由此张允贵判定李三就在徐州，那个国民党师长没有谎报军情。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设法找到李三，毫无疑问，歌妓张玉兰家成为侦察小组设伏的重要地点，可连续几天，刑警们在张家周围设伏均未发现目标。

6月25日，夜幕降临后，张允贵等人在徐州公安局的刑警的配合又一次在歌妓张玉兰住宅周围埋伏守候。

大约10点钟，一个黑影进入刑警们的视线，这个黑影左顾右盼一阵后来到张玉兰的门前，“咚，咚，咚”轻轻叩了三下。

“谁呀？”屋内传来一个女人的问话，随着灯亮了。“吱”的一声门拉开了半扇儿，黑影一闪进了屋内。

此时埋伏在30多米外的张允贵和刑警们从黑影的身高和动作来判断，此人很像李圣武。

为了不致认错人，设伏前张允贵等特意带上了国民党师长，此时那师长也肯定地说：“这人就是他！”

“好一个李三，你总算露头了，这回看你往哪逃！”一股热血直冲张允贵的脑门。

张允贵一挥手，刑警们立即分头向目标包抄过去，大家按照事先研究好的智取方案迅速将张玉兰家的房子包围起来。

刑警们的判断完全正确，这个黑影正是行踪飘忽的李圣武，自从在济南两次“金蝉脱壳”后，他便逃到了徐州躲避风头。

来徐的这些日子总共作了6次窃案，捞了不少金货钱财，也吃了不少山珍海味，但是却不能忍受长时间没有女人的生活。

因此，他顾不上近来的风声较紧，今晚仍专程前来找张玉兰。

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一名配合行动的徐州街道治安员到了门前，张允贵和其他刑警已隐蔽在房门两侧。

“谁呀？”张玉兰问道。

“我，查户口的。”便衣答道。

时值徐州刚刚解放，晚上社区、街道上组织查户口、查人头是常事，人们也都习惯了。

不过李圣武还是多了一份戒心，他示意张玉兰从门缝往外看一看，张玉兰瞧了一眼前面的果真是经常来查户口的治安员，便回头悄悄对李圣武说：“是过去来查过户口的人。”

闻听此话，虽然李的戒备之心稍有缓和，示意张玉兰不慌开门，转身将从不离身的那支左轮手枪藏进了灶台上的铁锅里，这一切被躲在窗外的刑警看得清清楚楚。

一切妥当，张玉兰慢腾腾地打开屋门。

“你家有几口人？”徐州街道治安员指着站在里面的李圣武说“这位是？”

“这是从外地来的我表哥。”张玉兰应道。

“是的，我是来看我表妹的。”李圣武接腔。

但治安员步步紧逼：“为什么不报户口？”

“我刚下火车，时间太晚了，还没来得及，准备天一亮就去报，长官请放心。”

治安员走到锅灶旁猛地掀起了锅盖，一支乌黑锃亮的手枪呈现在眼前。一切已不言自明。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时张允贵等人出现在门口，以往的老相识又见面了，张允贵说：“李圣武，我看不必等明天了，现在就走跟我们走吧！”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李圣武边说边递了一支烟过来，还想兜圈子。

已经有过两次“熟鸭子飞走”的经历，这次决不能再让这小子耍花招跑了。

张允贵对刑警们使了个眼色，说时迟，那时快，几名刑警一拥而上冲向李圣武。

李圣武正准备再次使出轻功，身体已被一名刑警紧紧抱住，同时头上重重地挨了两拳，两臂被四只铁钳似的手死死扭住，“咔嚓”一声，他的双手被牢牢地反铐在身后。

随着又一声“咔嚓”，李圣武再次逃脱的希望泯灭了，另一只手铐把他和一名刑警的手死死地“咬”在了一起，这使他纵有七十二变也难以分身了。

这是刑警们事先再三考虑过的缉捕方案，考虑到李有一定的功底，因此抓捕必须在其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迅速完成，并且要牢牢地拴住他。

此时李圣武像一只被囚入笼中的困兽，呼呼地喘着粗气。很显然，他不情愿这么简单地成为对手的战利品，从他的内心来讲，宁可在搏斗中被打死，而不愿意这样被生擒活捉。

但是现在一切却由不得他了，他必须面对现实。

当张允贵和刑警们押着李圣武走出张玉兰的家时，李圣武突然猛地回过头来对张玉兰说：“看好家，后会有期！”大有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意味。

第三天，李圣武被解回济南。经审问，解放前后李圣武共在济南、徐州两地作过盗窃大案35起，杀害10条人命，伤及数十人。

济南市民们听说李圣武落网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他们纷纷要求政府对罪大恶极的罪犯严惩不贷。

开始李圣武仍然抱有一线“逃出去又是一条好汉”的希望，他仍幻想着能像以往那样再次死里逃生。

但当现实无情地粉碎这种可能的时候，他转而以一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对自己10多年来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以此来证明他毕竟是在江湖上闯荡过来的一条汉子。

大概他也知道自己是罪孽深重，死有余辜，他对审判人员说：“我所犯下的罪过，使许多人受到灭顶之灾，对我的任何判决都是罪有应得。”

或许他是想以此换得在另一个世界的超脱与安宁吧。

济南市警备司令部特别军事法庭依据确凿的证据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以盗窃罪和杀害无辜罪判处李圣武死刑。

1949年7月7日，是李圣武执行死刑的日子。这天一大早，济南市的男女老幼纷纷走上街头，整座泉城万人空巷，人们竞相目睹这个昔日危害四方的飞贼大窃接受惩罚的场面。

老百姓感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百姓终于得以扬眉吐气了。市民们说：“还是共产党行，到底把这一大害除掉了！”

上午11点钟，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作恶多端、死有余辜的飞贼大窃李圣武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个曾经使济南百姓鸡犬不宁的“燕子李三”成为一个渐行远去的历史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