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对于邓小平同志来说是十分值得庆贺的一年。

这一年，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这样一来，邓小平完全恢复至原先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从撤销一切职务，到如今又官复原职，这怎能不令他为之兴奋？

于内部老同志而言，小平同志的复出就意味着十年特殊时期的不少案件得以再次被拿出来重新审视，于路线方针来说，这是即将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铺垫；于国家民族讲，这是一场事关历史转折的重要前奏。

故此，当时的老同志们对邓小平的复出表示全力欢迎，这即意味着即将开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乃至放眼全球革命斗争史中，政治征途出现“三起三落”，而最后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人物，除邓小平同志外，恐怕也再难以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先例。

此时的邓小平可谓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在经历宦海的巨大沉浮后，他终于决心站出来干点大事。

因此，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面对台下众多的与会者，邓小平同志慨然陈词道：

“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有三层含义：

一、对此次复出表示由衷的高兴。

二、复出可以有两种态度，前一种态度表示消极，后者表示奋发有为。

三、将不带任何私心杂念，不做官，专做事，给国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邓小平同志豪言壮语后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他的主持下，新中国路线方针全面转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大门由此轰然打开。

“改革开放”顾名思义，就是要对外交往、对内改革。经济改革就容易许多，可政治改革并不容易，必须要有大局观，还要兼顾平稳性。所以，改革开放甫一开始便选择从相对容易的经济领域着手，政改方面也紧随经济改革之后。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就指出，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病，并在两年后的会议上再次指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问题。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1981年止，国务院副总理有13人，国务院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峰。

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即达71个。

为何会有如此庞大臃肿的职能部门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经过三年大规模案件纠正工作，大批老同志回到工作中来，但问题是，没有那么多岗位怎么办？只得采取增加临时副职等办法来解决，这样一来，副职就越来越多，机构自然也就越来越臃肿了。

这样造成的影响就是吃财政饭的人大量增多，可真正干事的人没有几个，更严重的还在于，长此以往，由此形成的“拖、推、冷、横”等问题日渐突出，极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无形中给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打了一个大大的“绊脚绳”。

因此，从1982年开始，中央决心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撤人事，将原来的“一正多副”改为“一正两副”，最多不超过“四副”，同时，还将国务院100个部门精简为61个。

这样一番改制后，国务院各单位由原先的5.1万人减为3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从邓小平复出到1982年大改制，短短五年时间后，13位副总理中11位被“下岗”，仅有万里、姚依林继续留任国务院副总理。

由此可见，其人事机构精简力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