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轰动了世界。放在夏商周的历史背景下，三星堆文化的出土物与中原文化相比，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以至于就有那么一些人说：考古专家不敢挖了！

三星堆遗址确实沉寂了许久。但是去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三星堆是有对外放出些许有关三星堆3号祭祀坑的消息的，只是并未激起很大的水花，很多人因此甚至还不知道三星堆3号祭祀坑的存在。

对于从事考古的人来说，那绝对是能多挖就多挖的人。因为发掘的面积越大，发掘出的出土物也就越多，可以参考、研究的物料也就越多，这样也能更加接近当时的社会情况。

但事实上好多遗址都有这种情况，很多遗址都只发掘了一小部分，比如我特别喜欢的红山文化，也只是挖了晚期的一部分。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也是这样。三星堆遗址是一处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庞大遗址群。遗址分布面积1200万平方米，但目前的发掘面积仅1.5万平方米。有没有滞后很难说。

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早中期，上下延续2000多年。而我们看到的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等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中原文化的商朝。

安阳殷墟发现了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比较二者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器型，确实不怎么像，然而很多人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秦朝是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而商朝还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朝代。比如可考的商王武丁，妇好是他的王后之一，武丁还有60个左右的夫人，这些夫人，包括妇好在内与武丁很有可能都是属于政治联姻，要么来自殷商王朝的属国，要么来自未征服的方国。并且从甲骨文上来看，当时可以说是方国林立，鬼方、虎方、土方、羌方、犬方、巴方、北方、龙方……不下百个。

在这样的统治下，文化自然也做不到统一。除了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也是很特别的。

只是，处于商王室周边的方国，或者所属诸侯国受到王室的影响自然会更大一些，而处于偏远地区的，影响就小了。

此外，考证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中国的史料也是能对得上的。

荒诞不经的《山海经》、《华阳国志》等文献因三星堆的发现而得到印证。

根据古史记载，几代蜀王为蚕丛、柏灌（也作濩）、鱼凫、杜宇、开明。大体而言，杜宇王朝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王朝则从春秋中叶至秦灭巴蜀。目前，多认为几代蜀王及古蜀国主体民族蜀族的来源，大抵属氐羌系，其中又与氐系民族关系颇大。而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是能与其中的蜀王对应起来的。如蚕丛，据说蚕丛“目纵”。

《华阳国志·蜀志》中：“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很可能就是象征了蚕丛。

青铜大立人像的原型很可能也是蚕丛王。据说三星堆曾邀请医学研究人员来对三星堆的文物进行“会诊”，在这个青铜大力人像面前，医学研究员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

并且，古代神话传说中蜀人的始祖烛龙有“人首蛇身”、“直目正乘”的形象特征。甲骨文的“蜀”字形象很可能就是“纵目的人首蛇（龙）身像”。

著名的青铜神树与《山海经》中的神话也是有相互印证的关系。很可能就是神话“羲和浴日”的体现。东方扶桑、中央的建木、西方的若木，扶桑树上有十个太阳“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青铜神树上恰好立有9只鸟，这或许就是太阳的象征。我们都知道，一般古人作画画太阳，就是一个圈里面再画一只“金乌（鸟）”。

因此，三星堆确实看起来很特别，但是放在商朝的历史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