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十分强劲。假设新冠疫情继续得到控制，今年的增长率预计会达到8.5%。然后，随着低基数效应消退，2022年增幅将回落至5.4%，回到疫情爆发前的增长趋势。总需求的构成预计将继续向国内私人需求倾斜。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复苏和消费者信心改善，实际消费增长预计将回到疫情之前的走势。投资也仍是增长引擎之一，但投资结构中私人投资的比重将上升，这是因为制造业在外部需求强劲和收入增长的形势下资本支出有所增加，抵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面对进一步的全球复苏，强劲的出口需求将在短期内使工业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但随着进口增长回升和2022年国际旅行缓慢恢复，中期来看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尽管最近进口原材料价格猛涨、内需走强，但由于生产者价格上涨对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有限，再加上去年猪瘟过去之后猪肉价格逐步回落，今年消费者价格通胀预计仍将低于目标水平。

鉴于持续的不确定性，当局需要保持灵活敏捷，积极主动地调整宏观政策支持的水平和内容。随着中国经济复苏企稳，宏观经济政策预计将从宽松转向更加中性的立场。不过，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应继续取决于实际数据表现，并根据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复苏力度进行调整。金融脆弱性上升、生产率增长放缓和总需求结构持续失衡都是需要关注的中期挑战。

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重振向更平衡的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中国有望在初夏到来之际达到40%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但要实现全面复苏，还需在人群广泛免疫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这样可以降低疫情大规模爆发风险，降低死亡率，以便以基于风险的方法逐步放宽疫情管控，包括与跨境旅行相关的限制。

除非通胀远远超出目标水平且通胀预期失控，否则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应谨慎推进。这包括必要时迅速提供流动性支持，以便在流动性状况突然变化时限制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上升。

从中期来看，货币政策框架的进一步现代化可以加强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和传导性。存贷款利率指导、信贷总量指标和分类指标应进一步放宽，以强化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定价，这既能加强利率政策传导，也有助于改善信贷资源配置。

需密切监控与企业高杠杆率和房地产市场过热相关的金融稳定风险。随着企业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恢复，监管机构应按计划使贷款分类和拨备规则回归正常，确保银行能恰当识别不良贷款并持有足够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企业违约增加可能会导致短期金融市场波动，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风险定价的改善。强化企业破产框架可以帮助那些经营表现不佳或行将倒闭的公司有序退出市场，将资源释放到生产率更高的用途。另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框架来处置那些资金薄弱、不能达到资本要求的银行，这对无存续能力银行的有序退出、避免更广泛银行体系受到危机传染极为关键。此外还应当采取宏观审慎措施，包括更严格地执行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管理红线、提高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等，以遏制过度加杠杆，控制来自房地产市场的宏观金融风险。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层面有较大政策空间，政策制定者应做好准备，如果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则继续提供财政支持。额外的财政支持应以社会性支出和绿色投资为重点，而不是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不仅有助于确保经济复苏、提振短期需求，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中期再平衡。

展望今年经济反弹之后的更长远未来，政策制定者应着力推动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引导经济走上更绿色、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发展道路。实现高质量增长需要开展多项相辅相成的改革：1）增强税制累进性，同时建立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以遏制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促进消费； 2）更广泛地使用碳定价，同时扩大绿色投资，并采取措施确保低碳增长转型的公平性； 3）通过进一步缩减民间投资和外国投资负面清单来开放国内市场，同时减少要素市场的扭曲（包括金融体系的扭曲），以确保所有企业可以平等竞争，无论其所有制如何。中国“十四五”期间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将推动生产率提高、收入增加，带来更平衡、更多由消费驱动且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增长。